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现代治理体系建设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深化金融改革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着力解决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受债务集中到期和隐性债务等多重因素影响，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关系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

基于金融安全的内涵和我国金融安全的现状，可以从常态化金融体系能力建设与专门化金融安全维护机制双重维度着力。一是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金融安全是靠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来实现的。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通过构建专门的金融安全监测及风险预警与处置机制，能够保证金融体系偏离安全状态时可以快速修复，在总体上保证金融安全，从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不仅包含金融体系整体运行的安全，而且也包含了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等各领域的安全。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上大宗商品持续涨价，恶化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其次，应该统筹国内国际两盘大棋，保持适当资本管制，以防止短期资本频繁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影响。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关重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作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明 进入专题： 金融安全 。

非金融企业一旦面临外部冲击，极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并进一步导致债务违约。此外，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过于依赖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

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演进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不断挥动的金融制裁大棒告诉我们，西方掌握有金融权、话语权和货币权等，西强东弱仍然是长期的现实。当居民部门大量违约时，银行资产负债表随之恶化，此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也会随之下降，各种风险源最终叠加成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为了保障我国金融安全，应该主动争取金融国际话语权，力争打破美元霸权。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了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非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遭受显著的影响。

并且叠加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美联储加息可能进一步加剧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并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受到影响。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行，其内在原因是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再次，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争夺更多金融话语权。

过去十多年间，虽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逐年攀升，但很多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却在逐渐下降，这说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攀升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三、应对策略在国内外众多冲击下，我们应该遵循怎样的金融战略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呢？笔者认为，对于内部风险，要遵循新老划断的办法，对于外部金融风险，要保持适当资本管制，并且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此外，还要积极制定危机预案。

从结构上看，消费贷款是居民债务的主要成分，占比接近八成，而消费贷款中又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缺乏直接举债的渠道，导致地方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显著增加，并且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预算外收入来源。

首先，要遵循新老划断的思路处置国内金融风险。相对于大型金融机构，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往往存在更大的业务风险。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美联储的持续加息往往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然而，这一指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快速上升，现已逼近日本，与美国亦相去不远。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分布在四个方面：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居民部门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中小金融机构业务风险，这四方面的风险紧密交织、错综复杂。因此，为配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防范风险的跨境传染，我国政府应保持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为国内创造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这对本已承受巨大债务压力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并进一步提升与之相关的金融市场脆弱性。新增的金融风险可能导致新老风险交叉性感染，从而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

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当前，我国金融的存量风险主要来自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的盲目扩张，房地产市场的野蛮发展以及地方债的无序增长等。

因此，居民债务风险与房地产相关风险紧密交织。在十四五征程开启后，有必要深入了解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四是美联储可能陡峭地加息与缩表尽管近期金融部门杠杆率较为平稳，但一旦遭遇重大业务风险冲击，金融风险极易在金融体系中蔓延。当前，我国金融的存量风险主要来自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的盲目扩张，房地产市场的野蛮发展以及地方债的无序增长等。过去十多年间，虽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逐年攀升，但很多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却在逐渐下降，这说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攀升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杠杆率的上升。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一、当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部门分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体系整体或部分受到损害，致使金融服务中断，并且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风险。

再次，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争夺更多金融话语权。相对于大型金融机构，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往往存在更大的业务风险。

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演进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不断挥动的金融制裁大棒告诉我们，西方掌握有金融权、话语权和货币权等，西强东弱仍然是长期的现实。二是新冠疫情持续多变。

一旦外生冲击爆发，中小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并由于金融体系的相互关联进一步加剧金融风险的传递。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为了保障我国金融安全，应该主动争取金融国际话语权，力争打破美元霸权。这对本已承受巨大债务压力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并进一步提升与之相关的金融市场脆弱性。

新增的金融风险可能导致新老风险交叉性感染，从而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占比超过宏观杠杆率的一半，非金融企业高债务是我国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毕竟，金融危机无法完全避免，危机的发生也难以预料。然而，这一指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快速上升，现已逼近日本，与美国亦相去不远。

一方面，要严控增量金融风险。金融部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中小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